中评智库:台湾难于出现“特朗普”现象
2017-08-27 23:34:36  来源:网友 台湾 政治 巨贾 专文 都有

中评智库:台湾难于出现“特朗普”现象

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殷存毅教授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8月号发表专文《变化的极限:台湾难有“特朗普”现象》。

作者认为:“当下的台湾,从理论上言,职业政治人物、巨贾大贾、文人骚客都有可能你方唱罢我登台,万花筒似地变幻着政治色彩。但纵使政治或社会千变万化,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是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绝非一个空泛的政治概念,它是具有历史、文化和经济民生内涵的活生生的问题,台湾任何当选领导人都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亦即要在维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否上做出选择,这不是一个所谓‘解构式变化’就能使之消失的问题。”“台湾就没有孕育高举反全球化大旗的从政商人的土壤,这既是台湾的宿命,也是台湾变化的极限所在。”

文章内容如下:

中评智库:台湾难于出现“特朗普”现象

台湾不可能出现特朗普式的领导人

台湾的政治遐想

“变化”大概是当下世界政治中最引人瞩目的现象,特朗普作为非典型共和党人入主白宫,特朗莎.梅面对欧洲大陆阻扰的强悍脱欧态度,非左不右的马克龙在法国总统大选中胜选,还有很多非传统政治势力及思潮似精灵在欧洲政治上空徘徊……,一种解构传统政党政治及政治格局的变化似乎成为政治时尚,祸兮福兮姑且不论。但西方世界的变革犹如一场巴黎时装秀,总会引发人们对季节“趋势”或“潮流”的关注或遐想。

即便是在远离欧美的台湾地区,人们也在环顾或揣测谁是台湾的“特朗普”?由于传统的国民党和民进党各执三成左右的支持率基本盘,剩下四成左右选民被视为非传统政党政治的潜在支持者。换言之,正是“四成”这个数据使台湾社会似乎感到有呼唤台湾特朗普的空间,舆论逐渐聚焦个别工商界大佬,期待“超人”出来“解困”成为政治困顿中的社会祈福。人们期待变化,但台湾能否变出一个“特朗普”来?这既可以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也可以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严肃问题。

特朗普的“商人产业属性”

人们总是从一些表象去评判政治人物的特性,虽难免流于表面,但也不失为认识的起点。

概括目前“解构式”变革者的特征

有两个面向:

一是政治素人或政治“小鲜肉”,而不是混迹于政治江湖的老油条,这是特朗普和马克龙的个人特质之一,对他们的选择反映了人们对传统政客的审美疲劳。

二是高举“本国优先”大旗,对既有国际经济秩序(全球化制度安排)提出颠覆性批判或挑战,以一种反传统或反制度的视角为拯救本国经济、产业或就业“把脉开药”(重新祭起反自由化的大旗),对此特朗普、特朗莎.梅和马克龙都程度不同地有所反映,这才是他们区别于传统政治人物的真正logo。当然,由于美国的超强地位及影响,特朗普的风向标或参照系效应最大,人们总爱把特朗普作为解构性变革人物的model,台湾舆论或媒体也不例外。

特朗普被称之为政治素人就在于他是一个商人,而不是按传统政治人物的成长轨迹历练出来的总统,因而人们总爱从“经济人理性”的视角去解释甚至猜测特朗普的施政理念和风格,认为这位商人总统具有“重利轻义”的务实性,等等。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所有商人的共性,亦即“经济人理性”,但“经济人理性”与反全球化难以划等号,因为很难想“微软”或“苹果”的高层管理者会与特朗普志同道合,因此“经济人理性”不足以解释特朗普现象,还需从特朗普的“个性”来分析其反全球化理念的内在逻辑。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个性”不是指通常的个人性格(personal character),而是指商人的产业属性(industrial attribute)。对于现实的或潜在的从政商人,我们不能忽略产业与政治的关联性,在分析产业与政治的关系时,我们提出一个假设即:产业特性决定企业家的价值选择。我们可以根据现实来对这个假设进行描述式论证。

产业特性主要是指产业的生产组织体系,而生产组织体系与产业别有高度关联性。大致而言,根据产品或服务消费市场分为国内或以外两个市场,因此产业或企业也就分为以内需为主或以外需为主两类。相比较而言,内需为主的产业对全球化的自由主义需求不甚关注,甚至还有一定排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很多国家或地区在例如交通、通讯、金融、教育、营建等产业的市场开放难度较大,更重要的是这类产业除了股权交叉持股外,鲜有国际产业分工网路体系。而包括传统制造业或高科技的资讯IT产业,自19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了全球分工网路体系,嵌入全球生产网路体系的产业或厂商都不能不依赖全球化的发展路径,自然就会产生全球化价值的理性选择,这是一种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也是产业特性使然。

特朗普是一个主要从事内需产业的商人,存在决定了他的价值选择意识,换言之,他之所以能在选前高举“美国优先”大旗,发誓要为美国夺回因全球化流失的就业机会,选后则左拳重击TPP,右拳打向NAFTA,与他的事业没有全球化生产网路体系的路径依赖不无关系。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内需产业背景的人一定都是反全球化的,但特朗普这样的人恐怕很难会出自“微软”、“波音”或“苹果”等这类全球化公司。

如果说特朗普的价值选择偏好仅是微观层面的问题,宏观层面的问题则是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得失问题。自1980年个人电脑问世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IT时代以来,在资讯电脑、半导体到互联网、物联网等的发展过程中,虽然美国一直执技术之牛耳,在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方面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随着国际产业链模组化分工,生产外包和服务外包的兴起,使生产制造和某些设计环节脱离传统意义的垂直整合,形成跨越全球的虚拟整合。随之一些工作机会转移到了低成本的地区,触及到了美国劳工阶层的根本利益,进而使得美国在全球化问题上出现社会分裂,特朗普无非是在社会分裂中选择了反全球化一边,并且具备了这种选择所需要的背景而已。

台湾为何不可能出现特朗普式的领导人

回到台湾的现实中来,近年来,经济民生不景气,两岸关系持续恶化,政治人物争斗不已,致使台湾社会中充斥着一种对未来的茫然,想变和求变的思绪与世界政治时尚的结合,舆论目光很自然地就投注到工商界的明星大佬身上,期待有台湾的特朗普来“推陈出新”。对此,我们认为台湾不是不可能出现一位商人背景的领导人,但是不可能出现特朗普式的领导人,亦即不会出现一位高举反全球化旗帜的具有商人背景的领导人,这是本文的核心观点,支撑这个观点的依据依然是“产业特性决定企业家的价值选择”。

企业家产生于特定经济环境之中,台湾经济从宏观层面言是外向型经济,亦即岛外资源和市场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全球化有助于外向型经济发展,这已不仅是个理论概念,而是一个被台湾经济发展过程所证明了的事实。在这样一种经济背景之下,台湾的主导产业也是高度国际化的。由于岛内市场规模的有限性,台湾的主导产业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如1970-1980年代20年里,家电、纺织服装及运动器材等是主导产业,而1990年代至今,谘询电脑、半导体等取而代之成为主导产业,但不论产业结构发生什么变化,不变的是其主导产业与国际市场都有着密切联系;换言之,全球化的经济秩序对于台湾经济而言是不能变的。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如果说台湾经济还有一定优势的话,主要反映在资讯电子和半导体这两个主导产业上。台湾资讯电子业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以宏碁、仁宝等系统厂商所拥有的系统设计整合能力闻名于全球同行,也由此形成了其代工为主的发展模式。而半导体产业是台湾“两兆双星”重点发展产业之一,是迄今为止台湾最具代表性且发展最成功的高科技产业,而IC产业则是台湾半导体产业的主体,近年来更是在整个制造业中扮演了增长引擎角色。

从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看,台湾在IC产业中游的制造环节和下游的封装测试环节稳居第一,但IC制造的大部分采用代工方式制造。台湾IC产业的主要产品是代工晶圆产品,且以12寸及以上的高阶产品为主;所掌握的核心技术是IC生产制造工艺技术,领先业界的16奈米鳍式场效电晶体强效版(16FF+)生产制造工艺进入量产,市场聚焦10/7纳米制程正全力加速研发和产能布建。在该项技术上的领先优势使得台湾IC晶圆代工厂商占全球市场份额高达70%,并拥有极强的系统整合能力,也促使台湾IC业形成以晶圆代工为核心的包括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在内的上中下游垂直虚拟整合网路体系。

台湾资讯电子和半导体产业的成功主要体现为:

一是成功地融入国际产业生产组织体系;

二是形成了较强的生产能力(市场占有率);

三是出现了一批世界知名企业如宏碁、仁宝、广达、鸿海等。

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功,主要有两个基本依托:

一是IT产业的跨越全球的模组化分工;

二是中国大陆富有竞争力的要素资源(劳动力和生产场地)的供给。

自198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出现了新的分工形态即模组化分工,简单地说就是微笑曲线上的不同阶段可以似模组被切割出去(outsources),出现包括OEM和ODM两种形态的产业分工,形成零元件供应商→关键契约厂商(统包商/系统厂商)→旗舰厂商的全球生产组织网路体系。例如,“苹果(旗舰厂商)——富士康(关键契约厂商或系统厂商)——零元件供应商”就是一个典型的全球生产组织网路体系。根据东亚经济发展的研究①,台湾作为一个追赶型经济体(catch-up economy)或后进者(late comer),在嵌入这个生产组织网路体系过程中,首先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即规模化的生产制造能力,规模化的生产制造能力讲究成本管控,包括要素资源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管控,其次是需要充足的要素资源(尤其是土地和劳动力)供给。

1990年代的台湾社会经济状况,已经无法为企业扩大生产制造规模能力提供上述条件,是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以及各种吸引台商的优惠举措,给台湾资讯电子和半导体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具体体现为:

1、充足且相对便宜的劳动力及生产用地,以及大陆各地政府的各种优惠及服务,大大降低了生产和交易成本,增强了企业的竞争能力。

2、大陆巨大的市场规模,为台湾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供了必要条件。

3、大陆为台湾的系统厂商与零元件供应商的虚拟整合提供了空间或条件。虚拟整合有别于传统的垂直分工或垂直整合,是现代供应链体系的一种形态,这是台湾诸如广达、鸿海等系统厂商得以成为世界知名大企业的关键。例如,鸿海集团布局全球的关系企业总数高达 841家,亚洲地区472家,美洲地区286家,设立最多的国家/地区是中国大陆,有 274家;鸿海的大部分供应链与制造基地在中国大陆,营收前五位的关系企业中,有三家在大陆。②显然,正是假中国大陆的要素资源和市场优势,台湾产业强化了在全球生产组织网路体系中的作用或地位,可以说进入中国大陆投资设厂与嵌入全球生产组织网路体系是一体两面,具有不可分的密切相关性。

因此,对于台湾企业尤其是知名大企业而言,全球化过程不可或缺一环就是进入大陆市场,这是地缘因素所决定了的,犹如全球化对于英国而言,首当其冲的是与EU的关系,对于美国而言则是与NAFTA的关系,等等。如果在台湾反全球化,就一定会衍生为反对两岸经贸关系。如果台湾产业或企业发展要“去中国化”,它的优势是无法维持的,换言之,“去中国化”是台湾知名大企业商业生命中最不能承受之重,经济人理性使然也,这对台湾经济而言也是一种比人强的形势。

政治领导人的产生涉及政治问题,如果出现一位具有社会知名度的工商大佬出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确是台湾政治的一种变化,亦即传统政党政治在一定程度上的解构式变化,或许会在施政理念和风格方面带来一些创新,在经济发展政策导向方面带来一些变化,在政府的公共福利和社会治理方面增添一些投入,甚至导致台湾政治版图或生态出现新的格局,等等。

结语

当下的台湾,从理论上言,职业政治人物、巨贾大贾、文人骚客都有可能你方唱罢我登台,万花筒似地变幻着政治色彩。但纵使政治或社会千变万化,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是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绝非一个空泛的政治概念,它是具有历史、文化和经济民生内涵的活生生的问题,台湾任何当选领导人都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亦即要在维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否上做出选择,这不是一个所谓“解构式变化”就能使之消失的问题。
另一方面,虽然由于社会分配不公、工薪多年不涨等问题,台湾社会部分人存在着一种反商“积怨”,甚至认为两岸经贸对岛内产生了所谓发展的排挤效应,希望出现特朗普式的人物。但基于上述对台湾经济特点及主导产业现状的分析,经济反全球化以及产业“去中国化”无疑等于“经济自杀”,既有悖于台湾的经济利益,也不符合工商界大佬们的经济人理性。可以说台湾就没有孕育高举反全球化大旗的从政商人的土壤,这既是台湾的宿命,也是台湾变化的极限所在。

注释

①参阅Alice.H. Amsden and Wan-wen Chu, Beyond Late Development,2003;王振寰,《追赶的极限》,2010;宋磊,《追赶型工业战略的比较政治经济学》,2016。

②数据引自“鸿海帝国第二人”,(台湾)财讯杂志,2017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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