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深度专访:许桢论香港主权、政权与治权
2017-08-16 17:36:38  来源:网友 香港 赖以为生 治权 制度 都有
中评深度专访:许桢论香港主权、政权与治权

小评导读

对于香港管治人才缺陷的问题,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桢在接受中评社专访时,除了提出制度上的改良建议(另见稿),亦指出包括问责官员在内的香港朝野之间,都有必要认识主权、政权和治权的概念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

谈及“港独”,许桢指这类分离主义思潮将颠覆现时香港社会的稳定环境或赖以为生的珍贵无形资产,其中包括许多受香港乃至国际社会认可的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念。不过他亦认为,香港年轻人对既有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念产生怀疑的状况,值得各方反思,特区政府应结合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对香港年轻人的发展前景、角色定位以至使命感和荣誉感提出新的论述体系,而非只是简单地向分离主义说“不”。

中评深度专访:许桢论香港主权、政权与治权许桢。(中评社资料图)

主权、政权与治权概念混淆致“港独”抬头

对于香港的主权概念,许桢认为首先要提出一个问题:

香港的主权属于谁、历史上如何被出卖?

有意见认为,历史上满清出卖了中国主权,不过许桢对此有不同的解读。

他指出,满清并非共和国,而是一个王朝,国家主权对于王朝而言,只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概念,因此理论上来说,满清时代的中国和中国人全部属皇帝一人之下,皇帝是否割让香港,从法理角度坦白来说,与其他中国人是无关的。


许桢续指,在满清灭亡、经历民国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权代表,香港的主权便归中央政府所有及收回,在共和国中,主权就好比买卖楼宇,楼宇的业权并非属于家中某一成员,而是全家人人有份、一起共享,中国有13亿人,其主权就属于每一个人,但这并不意味主权可以分割为13亿份,就像楼宇的业权虽然人人有份,但业权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香港的全境范围其实是由包括香港居民在内的13亿中国公民所共同拥有的,这就是香港的主权概念。

“由此可以见到,香港在国家中的去留问题并不仅由700万香港居民决定,香港居民和其他中国公民同等地分享香港的主权。1997年在国际社会的见证下,香港的主权由英国政府移交过渡到代表13亿人的中国中央政府,这是很清楚的事实,也就是说,在香港这片土地上去讨论‘自决’是不具有根据和基础的。”

谈及香港的政权概念,许桢指在主权概念的基础上,社会主义中国的中央政府这一政权,在国家宪法之下制定并在香港实施《基本法》,但《基本法》同时也是一套全国性法律,适用于全国,并从属于作为中国法律体系母法的国家宪法,通俗来说,《基本法》可谓国家宪法的“亲儿子”。

在这一前提下,许桢认为香港人或香港的问责官员出于同胞血浓于水的情绪,关心内地社会的情况、国家发展的进展,这种爱国情怀不仅是国家所崇尚的,今日中国的存在,在历史上更得益于这种爱国情怀,因此香港人的这一情怀应当受到鼓励和保留,也就是说,香港人对于国家命运的关心不应遭到打压,这种热情值得延续。不过他同时指出,这种关心和热情的出发点应该是改善大众的生活、促进国家的发展,而非以关心内地社会和国家发展之名,去挑战甚至动摇内地社会的管治体系。

“到底是为动摇而批评,还是为改善而进言,这两点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至于香港的治权概念,许桢认为通过对主权和政权概念的分析,应清楚看到香港本身并不存在主权和政权,此二者属国家层面的概念,而整个中国的权力则由13亿公民赋予中央人民政府所有,中央政府再根据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运作权力。他指出,香港自治权范围的划定,与中国任何一个省市自治区的自治权范围的划定,其实并无分别,背后的原则都是中央政府在俯览全局之后作出决策,因此香港作为国家的一个地方行政单位如何管治,很重要的考虑因素固然离不开香港人的看法和感受,但这并不纯粹是一个香港本地的问题,不能说香港人觉得这个方法管治好,就必然采取这个方法。

许桢对中评社强调,在管治香港的过程中,除了有香港人的参与,亦必须考虑国家的战略利益,而这直接关乎国家整体利益、政权稳定、内地社会运作畅顺以及13亿中国公民生活安定等。

“正是由于忽略了这一因素,如今香港社会讨论‘一国两制’是否成功时,总是单从香港自身的角度出发,往往只在意治权是否达到最好状态,而不考虑主权和政权的范畴。”

许桢还以楼宇业权举例,解释香港的主权、政权与治权概念:

一个住宅960万尺,其业权由13亿人共同拥有,其中700万人有权管理住宅的一部分,但这一管理权实际上由包括700万人在内的13亿人共同确认,因此对住宅这一部分实际行使管理权的机构和职位(特区政府和特首),必须由代表整体13亿人的更高机构任命,这当中的双重确认与任命是为了在13亿人和700万人之间实现利益平衡。

“对于香港主权、政权和治权概念的理解,与如何看待香港回归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从中国向前发展和历史回复正义的角度来看,香港回归都值得被正面评价。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对上述概念作出正确的解读。如果不从这一角度思考香港回归,便很容易把香港治权范围内的问题和争议,错误地上升和扩大到政权和主权的层面,由此衍生出‘自决’、‘港独’的主张,也正是在发展和历史的视角下,‘自决’、‘港独’成为了一个道德问题,而不属于可行与否的探讨范畴。”

港府对分离主义应以攻为守


许桢对中评社直言,分离主义在香港的提出,背后其实颠覆了许多现时令香港社会保持稳定或赖以为生的珍贵无形资产,例如爱国情怀、长期积累沉淀的社会制度(教育、司法、经济等)等,因为所谓的分离主义在政治上追求彻底改弦易辙,就不可能不冲击这些现有的社会形态,而香港社会现有的许多价值观念和制度体系,其中有不少元素都得到香港以至国际社会认可。

“如果香港有一群年轻人,用极端手段表达极端诉求,无论他们与分离主义主张者的关系紧密程度如何,都不能仅仅以这群人的数量有多少,来判断这种做法的普遍性有多广泛,关键要看他们在自己的世代中所普遍受同情的程度如何。如果在年轻世代中的大部分人都普遍同情甚至支持这种诉求,哪怕大部分人尚未拾起砖头,其实都已经形成了一股对现有社会极危险的浪潮。当这群人的行为发展到袭击警察、挑衅驻港解放军,其实体现出其背后在身份认同、对香港现行社会体制的认同等方面,已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不过许桢亦对中评社指出,香港年轻人产生这种怀疑,并不意味错误和责任完全在他们自己身上,在分离主义思潮发展的过程中,各方应反思:为何1980年代中英对香港前途展开谈判时,香港社会不论阶层、不同利益持份者所广为认同的《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在顺利回归20年后的今时今日,引起了年轻一代颇大的忧虑和不信任?

是否香港回归20年来的管治产生了种种问题和挑战,却又一直未能够妥善处理,最终导致了带有暴力倾向的分离主义愈演愈烈?是否《基本法》的落实产生了偏差,譬如一些该落实的政策未落实、一些该发展的领域未发展、一些该向香港人说明的道理未说明清楚?是否“一国两制”在设计之初是完善的,但是到了今日各方面发展出现翻天覆地变化的情况下,产生了重新检视的必要性?

“只要在香港本地的治权层面能够解决这些疑问,就不需要中央在政权层面出手帮忙;只要‘一国两制’的完善和微调保持在两制的框架内进行,主权层面的问题自然就不会遭到挑战。”


在治权层面,许桢认为特区政府在管辖权责的范围内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从而推动香港社会尊重国家权威、理解香港回归的历程、客观看待香港历史以及明白香港回归、中央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是回复历史正义,“这些完全都是香港本地的公民教育体系应当做到的事情”。对于有意见批评香港年轻人不了解国家、不了解历史,他认为首先特区政府自己要反思,是否已提供了适当的渠道和平台,向年轻人好好解释这些道理,他强调作为特区之首的特首,必须要对有关问题具有十分透彻、深入和清晰的认识与论述。

“应对分离主义,最核心的思维是连消带打、以攻为守。也就是说,应对分离主义并不是要与之针锋相对,譬如对方提出一个论点,你就去反驳,即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种做法是无法奏效的。特区政府掌握权力,这其中除了社会、行政资源的优势,亦包括对话语体系的建构和主流论述的权威,当面对分离主义的主张,特区政府要做的就是提出自己的论述,明确香港在国家对内奉行‘社会市场经济’(SOME, Social Market Economy)、对外推动‘一带一路’的框架当中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优势,以及怎样理解香港回归的历程。在此基础上,香港和香港人的定位自然就会浮现,年轻人未来拓展事业和发挥才能的空间亦会清晰。否则当香港的年轻人在‘一国两制’下找不到安身立命的出路,找不到在国家中的光荣感和使命感,他们自然就会对现行的一切产生怀疑、胡思乱想、胡乱借鉴。特区政府有责任在这方面说服年轻人、为年轻人创造愿景。”


许桢分析说,香港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在因缘际会之下,香港可谓颇受历史的眷顾,既有殖民地时期积累的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念之精华,又是一个高度开放的自由经济体,同时还具有多元的文化特征,完全有条件创造一套结合香港人、作为一个城市的香港和国家共同前途命运与理想社会愿景的完整论述,而现时的问题就在于,香港的年轻人不懂得在历史道义上香港理应回归中国,亦不懂得在前景上香港之于中国不但拥有广阔的利益,而且肩负很重大的使命和光荣。他认为,对于年轻人,一方面当然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另一方面如今的当权者亦曾年轻过,应当明白年轻人追逐梦想,最终付诸行动则需要热情,因此重要的是当权者要为年轻人建构在“一国两制”下的蓝图和愿景,这不是指单纯的经济利益,更不是简单告诉年轻人,你做这件事不行、那件事不行,而是指年轻人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独特角色和重要地位,由此让年轻人明白自己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看到自己在历史潮流中的优势。

此外许桢还对中评社表示,在经济利益之外,香港其实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发展都值得努力。

“历史上外国大城市在工业革命之后,经历了从生存空间到生产空间的转变,尽管工业革命后经济得以发展、物产日渐丰裕,但是人们渐渐也发觉自然环境变差、社会分配不均等问题,于是开始寻求从生产空间向生活空间的转变发展。对于香港而言,在内地一些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迎头赶上之时,香港并非不可进一步提升,参考历史上先进城市的经验,香港现时已到了朝生活空间发展的阶段,未来可以思考如何在人文关怀的视角下优化教育、住屋、医疗安老、社会福利、贫富悬殊、经济模式等方面的质素或状况,形成一套引领亚太地区以至国际社会的价值观,这一优化的努力更可成为国家未来发展的蓝本。”

极短期内地交流效果适得其反


对于香港与内地之间的交往互动,许桢承认香港现时的确举办了不少让年轻人赴内地的交流活动,希望藉此加强年轻人对国家的了解。不过他指出,经过历史上长时间的区隔,客观而言香港与内地在生活层面存在巨大的鸿沟。

“就算赵本山这样在内地知名的文化标志,香港可能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是何许人”。

许桢认为,

当香港的年轻人,尤其是中小学生,在一个尚未成熟的年纪或在带有成见的背景下赴内地作极短期的交流,即大约几天到几星期的时间,其与内地的接触程度必然很浅、互动范围必然很窄,因此只会更加凸显香港与内地之间的不同与差异,尤其是在生活层面的碰撞。他直言,回归以来一系列所谓香港年轻人赴内地的交流活动,特别是一些短期、浮光掠影式、带有一定形式化色彩的交流活动,可谓太过短视和急功近利,未认识到真正的人心相通其实是一个自然而然、潜移默化的过程,某程度上这类交流活动的效果是不尽人意甚至适得其反的,这与这类交流活动的深度和宽度受限有很直接的关系。

他建议

长远应鼓励更多香港年轻人在内地展开更长期的留学、工作甚至组成家庭,这样才有可能建立和培养两地之间高度坚实的互信关系与情感,而同样的模式亦完全可适用于正成为世界舞台中心的亚太地区其他地方,从而令香港年轻人向外拓展机遇和寻求自身发展的脚步更加稳健、视野更加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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